全面“營改增”為中國產業升級打下強心針

隨著2016年5月1日起，中國在全國范圍內將金融業、房地產業、建筑業和生活服務業等全部營業稅納稅人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營業稅逐漸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自此，始于2012年的中國服務業營業稅向增值稅轉變改革(簡稱：營改增)，在持續了近五年時間的努力后，終于基本達到目標、落下帷幕。

中國網刊登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博士蔣為文章表示，“營改增”可以說是繼2009年結束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后，中國在財稅體制領域最引人矚目的重大舉措。“營改增”對于中國經濟與企業具有諸多的影響，“營改增”將會在短期內為企業帶來一定的減稅效應，但從長期來看，“營改增”對于中國產業升級的支撐作用將會越來越顯著。

增值稅是對商品或勞務在生產或流通過程中的新增價值征收的一種流轉稅，是目前世界各國最常用的間接稅。自1954年在法國實施以來，迄今已被一百多個國家所采用，是許多國家主要的稅收來源。自從1994年中國征收增值稅以來，至2015年增值稅已經占到了中國稅收總額的25%左右，逐漸成為了中國最為重要的稅種之一。營業稅則是對企業所取得營業額征稅的另一種重要流轉稅。

文章分析，增值稅與營業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兩個方面：稅基和征收方式。在稅基方面，增值稅一般按照企業的新增價值征稅，而營業稅則按照營業額征稅。由于在現代經濟中，企業生產產品的價值中總是包含其他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品價值。因此，按照營業額征稅會導致重復征稅的問題，而增值稅很好的避免了這一問題。在征收方式方面，營業稅主要由地稅局根據企業的營業額直接征收，而增值稅則由國稅局采用抵扣法征稅，即企業根據中間投入過程中的增值稅銷項稅發票對增值稅進行抵扣。在“營改增”改革之前，增值稅主要適用于工業企業納稅人，而服務業納稅人則征收營業稅。正是由于存在這兩方面的差異，工業部門與服務業部門征稅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產業結構的扭曲。

由于稅務部門對服務業企業征收營業稅，而對工業企業征收增值稅，這就導致工業企業在交通運輸、接受金融、研發等生產性服務的時候無法獲取增值稅發票。這就導致工業企業購買生產性服務的價格大大提高，工業企業與服務業企業出現了重復課稅的問題。生產性服務相對價格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工業部門與服務業部門之間的聯系，這將阻礙中國企業分工專業化與效率的提高，并導致中國產業結構扭曲。

一方面，工業企業外包生產性服務業成本的提高，抑制了其生產性服務的外包需求，工業企業轉而依賴于自建生產性服務業而不是外包。這就導致中國企業出現很典型的麻雀雖孝五臟俱全的問題，嚴重阻礙了企業的分工專業化。企業結構復雜度的提高以及分工專業化程度的降低，導致企業不得不將更多的精力分散到一些并不具有競爭力的非主營業務中，這大大降低了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工業企業對生產性服務需求的下降，導致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始終受到壓制。由于生產性服務的價扭曲以及市場規模有限的原因，中國生產性服務業長期發展較為滯后。全面“營改增”在更大程度上克服了稅收的重復性問題，連接了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增值稅紐帶，避免了生產性服務的價格扭曲問題，對于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全面“營改增”的實施能夠避免地方政府以營業稅為手段的經濟干預行為，尤其對于企業避稅問題能夠得到更好的治理。由于營業稅主要由地稅局征收，而增值稅由國稅局征收，營業稅的實際征收力度遠低于增值稅。地方政府往往傾向于改變營業稅的征收強度，或者采取營業稅優惠，以吸引投資與干預微觀經濟。在實際操作中，企業也傾向于通過營業額操作以進行稅收規避，但增值稅的征收體系相對較為嚴密，國稅局對于增值稅征收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稅收規避問題。“營改增”對于避免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糾正企業的避稅行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營改增”導致了稅基的稅收征管權發生變化，這也為未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享問題留下了伏筆，有待進一步改革的推進。

文章指出，“營改增”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重要的改革舉措，從供給側方面對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營改增”能夠在短期內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將企業稅收規避的非正式行為轉化為財稅體系下的正規行為，進而重建起具有硬性約束的財稅征管體系。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重要的，“營改增”能夠有效避免生產性服務的價格扭曲，加強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經濟聯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企業分工專業化與生產效率的提升，并為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更為關闊的空間，為中國產業升級打下強心針。